中消研调研组近日到东莞调研，以东莞为标本解读这次“缺工潮”的现状、原因和对策。
企业改善工人待遇，政府拟调整最低工资标准。缺工潮能从根本上提高工人福利吗？
　　工人开始选工厂了
　　那些福利差的企业没人愿去
　　在珠三角这次缺工潮中，一些企业承受了更大的压力。这些企业往往是电子、玩具、制鞋、制衣、家具制造、毛纺等工作环境较差的厂子。
　　广西河池市驻东莞劳务管理站站长宋词说他很少把工人送到上述的这些企业中去，“特别是制鞋厂，大家总觉得鞋厂用有毒的原料生产，所以没人愿意去。”
　　政府与劳动力市场调查的结果一致显示：信誉度不高的中小企业缺工最为严重。
　　据中消研调研组统计的数字，2月初东莞23万用工缺口的行业分布是，电子业缺5万人，玩具业缺4.5万人，制鞋业缺3.5万人，家具制造业缺2.5万人，占总缺口的60％。
　　一家电子厂的人力资源主管陈小姐常打电话到内地劳动局和中专、技校要人，“以前我们要工人，劳动局、学校很高兴。现在，他们也开始谈条件了，先问工资有没有880元以上，没有就不必谈了。再就要问‘你们有没有购买工伤保险？有没有医疗保险？’”
　　与此相反，企业对工人的要求却开始放松。
　　与东莞以前缺少技工的“缺工”相比，这次缺工潮以缺普工为主。据东莞市委政策研究室的调查显示，在2月的23万缺口中，普工缺18万，技工缺5万。
　　“工厂连普工都招不到，不得不放宽进厂的标准。”一名业内人士说。
　　而在以前，一些行业对工人的要求几乎到了苛刻的地步。比如，电子厂认为女工容易管理，而且在处理微小电子元件的工作中比男性更有耐心，于是只招18－25岁之间的女工，女工还必须有初中或高中文化程度，有熟练的工作经验。
　　只招年轻女工逐渐成为东莞企业招人的“硬指标”。东莞市做的一次调查表明，全市企业用工男女比例为1：5，年龄在18－28岁之间的劳动力约占八成，25－34岁之间的占一成多，其余约一成为35岁以上，缺工的需求情况是，在性别方面男女比例约为1：4，年龄结构上17－25岁之间的占87％，26－35岁占10.8％。
　　“女孩子高中毕业一般已经19岁，做两年工才算得上有熟练经验，这样算来，一个女孩只有4年的工作时间。”这名业内人士说，“而在香港，企业去劳动力市场招人从来不敢这么苛求，只要有工人到招聘台去询问，那企业一定会想方设法留住这个人。”
　　太阳茂森金属制造厂行政部主任李拥军表示自己的企业已经放宽了用工标准，过去只要18－25岁的女工，现在放宽到30岁。
　　在劳动力市场上，虽然大多数招聘启事还是注明“只招女工”，但也有越来越多的注明了“男女不限”。

　　珠三角人才市场到诸多省份“摆摊设点”
　　“我想过到越南去招工人！”东莞市某人才市场塘厦分部副总经理宣蕴刚说。他认为越南的劳动力价格应该更便宜，而且那里女孩子较多。
　　虽然到越南招工还只是一个“大胆的想法”，但缺工已使东莞企业争相到内地抢夺工人。某人才市场塘厦分部批量安置部项目经理杨奇向中消研调研组讲了一个故事：今年5月，人才市场接受塘厦一家企业招工委托，联系了湖南一家技校，该技校校长满口答应提供200人。但第三天再联系，校长却一再道歉，原来杨奇放下电话不久，就有塘厦的另一家企业得到这个学校有工源的消息，连夜派人到湖南把学生从学校接回工厂。
　　现在，某人才市场已成立了人力资源开发部，派专人到云南、贵州、湖南、湖北、江西等省份寻找工人，他们打算设立100个办事处，把工人找来、培训，然后再送到东莞的企业。
某人才市场是东莞另一家大型人才市场，总经理肖振挺也表示他们已经开始带着企业到外省去招聘，但是暂时收效不大。
　　缺工也使人才市场与企业关系发生了对换。调研中，一家电子厂的人力资源主管陈小姐多次向杨奇要求：“杨先生，快点多给我们送一些工人好不好？”杨奇向中消研调研组介绍：“以前都是我们求企业收工人，现在情况反过来了，很多企业向我们要人，但我们也找不到那么多工人啊！”
　　除通过人才市场找工人外，企业自身也想方设法“挖”工人。东莞市大岭山镇的富宇陶瓷厂有一项规定，员工介绍新工人进厂，每人奖励30元。这样的激励方式为很多厂采用。洪梅镇某包装公司成功介绍一名工人的奖励则高至100元，如果能一次介绍20人，公司还负责接送。
　　缺工使厂方不得不参加到工人争夺战中去，而工厂与工人的关系也正发生着细微的变化。

　　诸多人性化举措被一些厂家引入
　　在200多个摊位的招聘场里，圣诺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招聘启事与众不同。
　　圣诺盟的招聘广告除介绍岗位与人数外，还用了很大篇幅介绍工厂的工人福利：“公司福利丰厚，娱乐设施齐全，每周的影视放映，每月的生日活动，节假日的大型文体娱乐活动，都丰富了员工的生活，娱乐设施有篮球场、羽毛球场、乒乓球室、台球室、阅览室……”
　　圣诺盟集团人力资源部经理韩宪对中消研调研组说，他们厂不缺工人。在中消研调研组所调研的厂家中，说自己现在不缺工人的可谓屈指可数。
　　“不缺工人的原因一方面现在是生产淡季，另一个原因是厂里的工人流失率很低。”东莞圣诺盟集团现有工人1800多人，韩宪表示，该厂工人自动离职的情况非常少。
　　“现在学校放暑假，工人们把孩子从老家接到厂里一起住，每天晚上操场上都有十几个孩子一起玩，过年也有很多工人不回家，而把家人接到工厂一起过年。这样的工人怎么会离职呢？”
　　圣诺盟的工人为何能留下来？
　　据介绍，该厂熟练衣车工人生产旺季能拿到扣除伙食费、住宿费后的1000多元纯收入，淡季能拿到700多元，普通装配线工人生产旺季纯工资收入有800多元，淡季有600多元。
　　“工人稳定，更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有‘民意调查’”。2003年，由韩宪发起了“员工满意度调查”活动，这个调查每半年举行一次，调查对象是该厂员工，内容包括待遇(含工资、福利、文娱、住宿、饮食五小项)、管理(含老板的管理方式、公司管理模式、管理人员管理方法、管理制度四小项)、个人成长(含培训、工作实践两小项)、环境卫生(含公司形象、工作环境、生活环境三小项)、安全(含人身、工作、生活三小项)和其他(含公司发展前景、人际关系、人权尊重三小项)共六大项二十小项的内容。
　　去年上半年第一次调查，排名最后一位的是伙食，满意度只有百分之三十多，其次是福利和工资。工厂根据调查结果把伙食标准从每天的4.5元涨到6元，同时涨了工资，增加了假期和文娱活动。去年下半年，再次调查，显示住宿最不满意，厂方随后在一些宿舍里装了电视机。
　　“如果总体满意度达到75％，员工就会比较稳定，可惜我们现在还达不到这么高的标准。但是从去年到今年的三次调查，满意度逐渐增加，分别是61％，69％，70％。”
　　在缺工困境下，除了圣诺盟，其他一些企业也有相关应对措施，工人待遇有所改善。
　　太阳茂森早在2002年元月就把劳动工作时间改为五天工作制，这是中消研调研组走访的多家企业中唯一一家。这样调整的原因，李拥军说是当时厂里出现了劳资纠纷的苗头。“当时工人每月加班60－100小时，意见很大。调整后，加班大大减少，可以保障工人有足够的休息；以前请一天假扣三天工资，现在工人不仅可以请假，还可以按劳动法规定的休年假。”
　　去年，为了能留住人，太阳茂森出台新办法：办公室招收文员不再只从人才市场招聘，优先从本厂工人中录取，“这也是为了吸引工人，让他们有机会提升，而不是仅仅一辈子都做工人。”一些变化可谓细致。
　　太阳茂森办公室去年十月淘汰了一批电脑，以往这些废旧电脑会被卖掉，但这一次厂方却用这些电脑开了一个厂内网吧，“工人常到外面上网，一要花钱，二也不方便管理，于是办了个网吧，工人免费上网，工人很高兴。”
　　中日合资平谦电子厂人力资源部部长谢玉雄在7月18日的“2004东莞人力资源高峰论坛”上，向同行们传授经验：招到工人以后，首先在新员工里做岗位意向调查，尽可能按员工的选择分配。
　　在对企业管理制度的调整中，谢玉雄将“关怀员工”提到了重要位置，“新员工第一个月会有些不适应，我们安排一位专职女孩子常常去宿舍与他们聊天，了解他们的心态，同时每月组织一次联欢，还给新员工创造更多培训的机会。”
　　一家不愿意透露名称的电子厂，从去年7、8月开始对用工条件做了改善。“提高了底薪”，人力资源主管陈小姐不愿告诉中消研调研组加薪的具体数字，但介绍了另外一些改变，“今年四月份开始，员工请假期间也有工资，工厂实行医疗费报销制度，过去员工生病基本不能报销，现在新员工可以报20％，工作每满一年递增20％，还新建了图书室、篮球场、台球室，员工不愿意住工厂宿舍的可以在外面租房，厂里正在考虑给予他们一定的住房补贴”。
　　富宇陶瓷厂老板吴永福介绍，他们厂今年年初给工人涨了工资，他们实行的是计件工资，每一件的工资上升5％－10％。为了与员工沟通，设置了意见箱、专用投诉电话，同时每个月对员工进行工作、生活满意度调查。以前员工对伙食最不满意，几个月前，吴永福和员工代表商议后决定：不满意工厂伙食的员工，可以到厂外吃饭，厂方每月补贴120块钱。而对于那些对自己的薪酬不满意的员工，厂方也会进行调查，“看是否应该给他们加薪”。
　　事实上，工人对工厂并非一味排斥。东莞市市委政策研究室做的调查显示：“大部分工人还是愿意留在我市，关键是报酬要合理，目前工资水平在800－1000元之间的企业一般都运转良好，招工也不会遇到太大的问题。”

　　政府正为保障工人权益作出努力。缺工会提高工人福利吗？
　　而对缺工，东莞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动作。东莞市劳动局局长莫海明透露，正在计划调高该市450元的最低工资标准，调高幅度为几十元。据悉，与东莞在珠三角具有相似地位的长三角的苏州，从7月1日起，最低工资标准已由原来的540元调整为620元。
　　针对东莞市部分企业还未能全面贯彻执行《劳动法》，该市劳动局已在全市建立609个村级劳动争议调解办公室，并于6月底在全市开通12333劳动服务热线，进一步提高劳动争议、投诉案件的处理效率。
　　政府的举措能真的提高工人的福利从而遏止缺工吗？有关人士对此持谨慎乐观态度。一位已在东莞企业管理层工作多年的业内人士向中消研调研组说，政府的这些办法未必能落到实处，“企业作假太容易了，”他举了买保险的例子，一个工厂应该按工人实数上报社保局、劳动局、村镇政府，并按上报人数购买各种保险，交纳治安管理费、卫生清洁费等费用。“实际上几乎每个厂都瞒报了工人数量。”这位人士说当年曾经把自己厂的1000人上报成一百二三十个。
　　另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东莞乃至珠三角的企业，都是20多年前承接了日韩、港台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是低效益的产业模式，这种模式决定了老板们不可能大幅增加工人工资。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板给中消研调研组分析，珠三角的绝大多数电子企业，产品的核心技术部件都是国外是生产的，所以对工人的文化要求只到初、高中，这些工厂只做加工与组装，利润就是来自低廉的劳动力。“工人工资继续上涨，厂子只能搬到劳动力更廉价的地方去。”
　　更有人把今年的缺工看作低效益的产业模式在东莞走到尽头的信号。
　　香港工业总会属下珠三角工业协会副主席刘展灏接受媒体调研时指出，今年珠三角地区出现劳工短缺导致薪金成本上涨，估计升幅近10％。这10％的增幅已经让一些港资企业考虑搬厂，迁往一些电源较充足和劳工成本较低的地方。
　　媒体报道，香港制造业90％的生产线已迁移到内地，仅在珠江三角洲一带就有3万多家独资或合资企业和8万多家来料加工厂，采用了内地劳动力400多万人。香港厂商仅薪酬开支一项，每年节省了2000亿港元。
　　现在，它们又要再次向人力成本更低的“洼地”流动，而准备接纳这些企业的地区不乏其数。
　　一名已经在清远市设立分厂和培训基地的制衣厂负责人说，那边容易招到工人，工资只要300多元，比东莞便宜多了。
　　香港出口商会会长孙启烈早前参加湛江考察团时曾表示，该市劳工成本比深圳东莞低10至20％，加上当地劳动人口多属本土居民，人力资源的供应比较稳定，将会是港商长远发展基地。
　　不仅广东本省珠三角以外的地区欢迎这些企业到当地去“安家落户”，甚至省外的地区也做好了准备。
　　广东提出泛珠三角发展战略后，得到邻近各省的热烈回应。湖南省郴州市的城市发展定位就是做“广东的后花园”，今年3月，该市一名副市长曾对中消研调研组介绍，郴州兴建了几个大型工业园区，做好了承接珠三角产业转移的准备，已经有一批珠三角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到郴州创办了分厂，有的甚至把总部也搬到了郴州。
　　另一方面，珠三角工人不足会导致订单流失。“中国的工厂接不下订单，订单可能就流到印度、越南、印尼等劳动力更廉价的国家，长期下去，工厂效益减退，用工人数减少，可能又回复到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格局。”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执行理事刘开明说，“一些工厂会改善环境留住工人，但缺工并不能为工人福利带来根本性变化。”

　　东莞市人才市场的调查结果表明，今年普工的流失率是15％，而过去一直是10％左右；
　　东莞的工人除在珠三角内部流动外，其中9％到了长三角地区；
　　“弃暗投明”流失了大量工人。
　　“新一代年轻工人承受的经济压力比上代人要小，而且可供选择的工作机会更多，种种因素导致了珠三角工人流失率的快速增高。”刘开明说。
　　广西河池市驻东莞劳务管理站站长宋词告诉中消研调研组，“我们送去的工人，能有70％的稳定下来就算成功了。”
　　刘开明多年来一直在关注劳工问题，他在工厂调查中了解到，以前工人的年流失率大概是25％－30％，现在工人进厂第一个月的流失率是40％，有的超过50％。
　　东莞市某人才市场也做过调查，他们调查的结果，今年普工的流失率是15％，而过去一直是10％左右。
　　流失的工人去了哪里？某人才市场做过一份员工离职后流向调查，调查的范围包括管理层、工程师、技术工人和普通工人。调查发现，东莞的工人除在珠三角内部流动外，其中9％到了长三角地区。
　　中消研特意提出了苏州，苏州在中国200个城市的综合竞争力排名中名列第五，其中企业本体竞争力排名第四，中消研指出，越来越多的人才流向苏州工业园。
　　而在调研中，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长三角和内地的竞争是此次缺工的原因之一。东莞市政策研究室的一份报告中说：长三角异军突起，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过去“广东独秀”已被“全面开花”局面所取代。产业工人的流向从过去“发财到广东”变为“东西南北中”，尤其是流向华东地区。劳动局方面的说法是：“以往湖北、安徽来广东打工的人数要远远超过去长三角的人数，现在已经基本持平了。”
　　与广东比起来，长三角似乎有很多优势。东莞市塘厦镇一个港资企业的人力资源主管对中消研调研组说：“东莞的地方政府执法不力，最低工资标准等规定无法保障，工作环境也得不到太大的改善，事故是常有的。听说上海、苏州那边要规范得多。”
　　刘开明在考察中则发现长三角地区的企业管理相对比较人性化，而广东的企业大多等级森严。他一定程度上认同那位主管的说法，但是作了一些更正：“广东也有很好的企业，长三角那边也有比较差的企业。这个很难说。”刘开明在浙江考察时碰到过一些以前在广东打工的工人，他们是听老乡介绍浙江的环境比较好，工资也高，从而放弃了广东。
　　内地发展也是分流工人的一个原因。一名老家在湖南岳阳的工厂人力资源主管说：“内地工资并不比东莞低多少，就算低那么一两百，那些工人也只会愿意在家里，出来一趟是需要成本的。”中消研调研组向一些企业的老总和人力资源主管询问为什么不提高工资吸引工人时，他们表示提高工资就提高了成本，同行业别的企业不提高的话，自己就失去了竞争力。

　　吃不好、睡不好，无休止的加班。东莞市副市长李小梅强调，企业劳动环境不理想是缺工重要原因，“如果企业不注重用工环境，他们就不会选择来东莞打工”。
　　韦承兴、韦翻、杨宛和黄必寿在第一个工厂只做了四天。
　　“吃不好，睡不好，工作时间长，工资又少(每月450元)。我们就跑出来了。”他们都来自广西河池，刚从技校毕业，学校把他们送到那个厂里，但是他们不愿意在那里做下去。
　　这是一个玩具厂，他们每天工作13到14个小时，四天里，他们吃到的菜只有南瓜和胡萝卜，有时候他们还在餐具里发现上一餐的剩饭。“饭是可以加的，但菜就这么多，油水又少，很容易就饿了，每天都是饿着肚子上班。”
　　他们每天都工作到夜里11点多，然后回到12－16个人一间的宿舍，宿舍里有一个风扇，“很挤。”
　　离开这家厂后，他们找到了河池驻东莞劳务管理站，6月18日，站长宋词把他们和另外一名打工者一起送到了一家万人大厂。
　　这一次，他们做了一个月，而后五人一起离开。
　　他们认为这个厂工资不少，工作时间也不算长，主要是工作环境不好。“车间里太热，皮肤过敏”。“声波很刺耳，我受不了”。“一个月里，发生两起事故，工人的手被轧了”。
　　他们对伙食和住宿也不满意。每餐两个菜，一荤一素，“说荤呢，只是带点油水。菜太少，也不好吃，感觉还是吃不饱啊。”他们住宿的房间是16个人一间，里面有床架，有风扇，每间有两个卫生间，“这么多人，冲凉是个问题”。
　　在这里，他们每周工作六天，每天10小时，星期六算加班。他们的底薪450元，但是要扣除伙食、住宿费230元，平时加班4.03元／小时，星期六加班5.3元／小时。一个月下来，他们的工资是500元，其中两个人上夜班，多了50元补贴；一个请过一天假，扣了20元；另一个有一次没完成任务，扣了30元。
　　今年5月，东莞市副市长李小梅在市政府全体扩大会议上再次强调，企业劳动环境不理想是缺工重要原因，“如果企业不注重用工环境，他们就不会选择来东莞打工”。
　　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执行理事刘开明说：“发展了20年，工厂还是没能营造出一个工人愿意在里面生活的社区环境。”
　　“有相当多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工作环境、管理水平、员工生活水平仍然停留在十多年前的水准。不少企业对外来员工缺乏基本的尊重，随意打骂工人，扣押身份证、暂住证，企业文化、人文关怀更无从谈起。”东莞市委政策研究室做的调查研究反映了东莞企业的客观现实，而一名打工者的死亡则为这段话做了一个冰冷的注脚。

这是早前媒体的报道。事实上，不仅珠三角，长三角、福建等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企业都发现，工人不像以往那样好招了。一向被认为廉价劳动力接近于“无限供给”的中国，却在今年令人意外地大范围出现工人短缺。
　　这场短缺事先没有预兆，来得如此突兀，几乎让所有人都措手不及。但回头观察，又能发现缺工并非一日之寒。
　　缺工让老板们不得不改善工人的待遇，也让离开土地到城市里寻梦的农民对明天有所期待；缺工促使政府不得不调整以往与企业目标一致的利益格局，也促使企业更多地想起社会责任；缺工明确发出20年以来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出现问题的信号，也要求各方作出应变。
　　学者已经开始发出声音：这次民工荒将对中国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甚至中国的经济运行模式产生重要的影响；
　　政府已经开始行动：东莞明确提出今后经济工作重点是要帮助企业完成产业升级；
　　农民工已经开始选择：到待遇更好的地方去打工，或者读更多的书，不再只满足做一名“体力型”工人。
　　东莞是珠三角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代表，这次缺工潮在东莞也表现得最为激烈，有人估算：“珠三角200万工人缺口，东莞占一半”。
尽管招聘说明上写着招普工200人，但张纪凤显得还是颇为心满意足：“今天不错，招了十几个人。”
　　张纪凤为了招到工人颇费心机。在东莞厚街镇的劳务大市场里，她租了一个面积最大的摊位，两张招聘图表分外醒目，还有一台电视机不停播放介绍工厂的录像。电视机对面摆了20多张椅子，应聘者可以慢悠悠地坐下来，边看录像边听张纪凤讲解。
　　张纪凤所在的旭辉注塑厂原有300名工人，由于去年年底增加了一个分厂，要新招200人，但一直没有招够工人。“真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张纪凤满脸迷惑，“工人一下子特别难找。”
　　与旭辉注塑厂一样，东莞的很多企业都招不够工人。珠三角的很多企业也招不够工人。

　　挤在招工启事前的人群不见了
　　突如其来的“非典”，似乎一下子改
　　去年4月，东莞塘厦镇的太阳茂森金属制造厂开始发现工人不那么好招了。当月该厂计划招聘一线普工200名，人力资源部主任李拥军说，按照以往的方式，厂方在厂门口贴了一张招聘启事，“以前启事一贴出去，就围满了人，招100人能有上千人来应聘。有一次来应聘的人太多，还把工厂的大门挤坏了。”
　　但是这一次，招聘启事前人影寥寥，“贴了一周只有七八十人来应聘，招聘时间不得不延长。”
　　最后，李拥军用了一个月才完成招聘任务。
　　茂森集团是当地大型知名企业，以工资高，待遇好著称，“我们招人都这么困难，其他工厂招工难就可想而知。”
　　“非典”被遏止以后，缺工却有泛滥的势头。
　　“开始以为‘非典’使内地的劳动力不敢来广东，导致当时工人难招，但从那以后，工人就一直缺。”
　　距茂森5公里的另一个工业区有一家知名度不太高的电子厂。这家电子厂有900名工人，属于中小型企业，人力资源部主任接受了本报中消研调研组的调研。
　　该厂去年4月增加设备，7月工程竣工后开始大规模招工，此时全国范围内“非典”引起的社会恐慌已进入尾声，但这位主任发现工人还是很难招。
　　“去年7月的招聘计划是一周招200人，但整整一个月只招到100人。”这位主任说厂门口张贴的招工启事效果大减，“7月是生产旺季，又增加了一条生产线，大把订单却找不到人来做。”在工厂老板数次督促下，他频繁给内地劳动局打电话，“后来河南的一个市送了100个人过来，解了燃眉之急。”
　　去年年底，工人返乡回家，一些工厂为了留住工人，把年终奖放到了过完年回厂后发放，一些老板则许诺，只要工人带一个老乡到厂里上班，每人奖励30至100元。
　　然而，奖励并未奏效。节后没有出现老板们预想中的工人人数反弹，相反，劳动力供给沿着短缺曲线继续下行。
　　“今年招工感觉比去年还难，上星期要招60名工人，已经过去了10多天，只招到了30个人。”茂森人力资源部主任李拥军说。
　　小厂的压力更大。今年3月，那家中大型电子厂再次扩大生产规模，计划招聘200人，这次“足足招了两个月”。7月，他们要再招300人，“与内地劳动局联系，他们说很多地方的厂子亲自到他们那里现场招人，人都被招完了，他们也没人可送了。”
　　缺工，从节后显现
　　外地来东莞的农民越来越少了
　　今年2月，东莞缺工引起媒体关注，媒体纷纷以“节后东莞遭遇用工荒”、“东莞爆发生产工荒”等标题，报道了东莞的工人短缺状况。
　　东莞市职业介绍服务中心主任罗自强接受调研时表示，春节前对东莞的企业调查发现，企业缺工近15万人；春节后回家过年的96万在莞民工中，大约有5％的人不回来，加起来大约缺工20万人。
　　往年春节后也是东莞缺工时期，由于广东省要求企业节后一月内不得招收外省新民工，往往导致短时期内工人不足。然而，今年三四月份，工人却仍然没有“回流”。工人持续短缺引起了东莞市官方的关注。
　　在东莞市委政策研究室撰写的一份决策参考中，描述了当时缺工的状况：“一年一度的招工是企业生产运作的第一道固定程序……过去招工写的都是‘招收熟练、熟手、高级技工’，而今则增加了不少‘大量招工’、‘急招、急聘工人’、‘有无经验均可’等字眼，过去熙熙攘攘的劳务市场如今却难现昔日的热闹，过去排队求职、人头涌动的工厂门前如今却门可罗雀。”
　　这份报告中还引用了劳动部门的反馈：“一位在劳动部门工作过20多年的‘老臣子’深有感触地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只要春节一过，公路上到处是拿着行李的外来民工。可是2001年以后，来的人越来越少。’”
　　令人忧虑的是，四五六这三个月缺工一直持续。“现在招人比春节后更难了！”多家企业的人力资源主管感叹。
　　广西自治区河池市劳动局在东莞设置了劳务管理站，负责该地区农民工的安置与后续跟踪，去年到东莞的该站负责人宋词说缺工后自己“翻了身”：“从前来一批工人，我的前任就要去求厂家安排，而现在都是厂家找我，由我来挑企业。现在平均每天有三个厂家向我要人，工人只要送过去，他们都要。”
　　7月，中消研调研组在东莞调研期间，缺工状况依然没有缓解。在从东莞市区去往厚街镇的公路两边，在石龙镇大大小小的街道里，在塘厦镇一个个工厂门口，在虎门镇一条条工业村村头，“大量招工”的启事无处不在。
　　东莞企业与政府都明显感受到了缺工的变化，在上述报告中中消研调研组总结道：“种种迹象表明，东莞市正面临着企业‘难招工’的严峻形势”。

　　“20万”是正常的，“100万”则预示着危险
　　东莞究竟缺工多少？官方与民间的说法相差甚大。
　　春节刚过，东莞劳动部门在2月份曾做过一次调查，显示当时缺工23万。3月，劳动部门表示缺工有所缓和，缺口减小到6万－7万。
　　对这个数字，中消研调研组表示怀疑。在调查报告中，中消研调研组认为这个数字仅为“冰山一角”：“如大朗镇毛织企业近2000家，需要工人12万人，目前只招到8万人，缺口4万人。在毛织企业最集中的巷头村，某港资厂需要300人，招不足100人；某个体厂需120人，仅招到20人。又如洪梅镇共有各类企业76家，外来员工2万多人，缺员3000多人。该镇某电器厂，尽管开出的招工条件是‘只要身体健康，均可进厂做工’，但应者寥寥，目前缺工近2000人。”
　　7月8日，在纪念《劳动法》颁布十周年外商投资企业座谈会上，东莞市劳动局局长莫海明称，东莞缺工远没有媒体此前报道的那么严重，“只缺20万。”
　　此前，曾有媒体报道东莞缺工100万。中消研调研组了解到，该媒体曾调研东莞厚街镇一家劳动力市场经理，这名经理介绍，他估计仅厚街一个镇的缺口就超过5万名，而另一家人力资源公司经理则估计“东莞一地的缺口量超过100万名，珠三角地区至少达到200万名以上”。
　　中消研调研组在东莞两家规模最大的劳动力市场调研，感受到工人的巨大缺口。
　　东莞某人才大市场塘厦镇分部是塘厦镇及周边地区规模最大的劳动力市场，该市场去年12月成立，至今副总经理宣蕴刚还欠着塘厦镇政府“一笔账”：“开业之初，镇领导给我们下达过任务，要帮塘厦镇招5万名工人，至今还没完成。”就在接受中消研调研组调研的前一天，长安镇人事局向宣蕴刚提出要求，给该镇一个鞋厂送600个工人，“这让我很头痛啊！”
　　“全东莞缺工有多少我不好说，但仅塘厦镇及周边地区，就缺工20万左右”，宣蕴刚估算出这样一个数字，“这是根据企业向我们发出的招聘信息算出来的。”塘厦是东莞较大的一个镇，此外东莞共有27个镇和莞城四区。
　　而号称东莞“规模最大”的某人才大市场的一名经理则推算出了缺工100万的数字。“东莞有1.4万多家港台外资企业，如果每个厂缺70人，就是100万。”这名经理认为这个数字也偏于保守，“我个人知道的情况，很多企业都缺几百人，有的缺上千。而且还没把数不清的本地企业算进去。”
　　20万与100万，相差5倍。
　　20万，似乎是一个安全的数字。
　　东莞市劳动局局长莫海明对这个数字的评价是“正常的”：“东莞有260万固定工人，400万流动工人，660万工人按照5％的流动率计算，33万以内的流动都是正常的。”
　　缺工100万对东莞而言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如果东莞工人短缺的情况一直持续下去，那么劳动力密集型企业都不得不面临两个选择：关门或者搬迁到劳动力资源更丰富的地方去。”东莞理工学院易宏举教授说。

　　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神话破灭了
　　东莞一家小厂的工人告诉中消研调研组：“今年厂里的订单特别多。”“订单增加，是去年SARS导致订单减少，今年反弹所致。”一家服装厂的行政经理也说，“订单增加了五分之一”。
　　订单增加，企业即扩大生产规模或增设新厂。深圳当代社会观察所执行董事刘开明认为，全球经济复苏，珠三角企业出口增加导致了新工厂的大量出现，从而使用工需求快速增加，“工人增加的速度赶不上企业增加的速度”是这次缺工的重要原因。
　　据东莞市统计局统计，东莞今年第一季度完成生产总值196.78亿元，同比增长17.3％，增速比全省平均水平高出2.3个百分点，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7.6个百分点。
　　企业在扩张，劳动力供应却在减少。东莞市劳动局局长莫海明认为，全国全方位开放，特别是长江三角洲产业的发展，给工人提供了更多劳动选择的机会，同时劳动力有效供给相对减少，加剧了供需矛盾。东莞企业大多要年龄在18－25岁之间的年轻工人，这代人是上世纪70年代末期后出生的，正是我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后出生的一代，客观上劳动力供给相对减少了。
“大家总是认为中国劳动力数量庞大，是‘无限供给’，过剩与短缺的平衡点还远远没有到来。”易宏举教授对劳动力供需关系宏观变化的判断与众不同，“而我的一些台湾、香港朋友10年前就预计大陆五年后会出现工人紧缺的情况。我说他们的判断都错了。中国的劳动力并不是‘无限供给’，但因为剩余劳动力太多，过剩与短缺平衡点的出现，比大家预计的早，又比台湾、香港企业家预计的晚，其实正是现在出现了。从此以后短缺将成为主要趋势。”

　　从留住工人到产业升级
　　缺工，对东莞及整个珠三有而言，有哪些启示？
　　首先当然是留住工人。一位长期观察东莞劳工状况的中消研调研员认为，此次缺工潮，表明劳工已经从绝对弱势走向强势，开始出现“0”到“1”的突破。但是这只是一个开始，前面要走的路还很远。政府在这里面的一个重要工作是，保证工人权益保障机制的顺利运行，从而使工人的维权变成易行之事，使他们在东莞工作得安心。
　　另一个启示则也已化做行动。东莞将在东莞与深圳之间新建占地72平方公里的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该区管委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吕兢说，“松山湖的新定位是——东莞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的新载体、东莞产业升级的龙头，以及东莞产业支援服务业的中心。”
　　相关人士评价说，显然，东莞在人力成本上已没有优势，它在努力摆脱低效益的产业模式，帮助企业完成产业升级。与此同时，一些劳动密集型的小企业在政府那里开始受到冷遇。 产业升级，也许是缺工潮带给珠三角企业的一次深刻推动。